和平时期，思想工作要有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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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思想领域的斗争仍然复杂。只有居安思危，才能牢牢把握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巩固全党全国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首先，为和平时期的危险做好准备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客观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国家道路和政治安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地位。就国际形势而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制度和价值观危机的逐步延伸，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衰落凸显出来。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提高、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外国敌对势力因此将中国的发展和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并加大了其西化和分裂中国的战略计划。他们利用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以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为掩护，寻找和培养代理人，唱中国经济和虚无党史的坏消息，消除文化自信，放大负面社会信息，与国内敌对势力合作，增加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和平演变，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就国内情况而言，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和细化，不同阶层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声音和社会事件。国际敌对势力总是利用国内的社会事件，如劳资冲突、刑事案件、医疗事故、民事纠纷等。这种无中生有、借题发挥、兴风作浪、炒作热点、制造谣言、挑起人民不满、矛头直指党和政府、制造党群对抗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特别是网络思想斗争的严峻形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思想斗争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多变。文字与音频、视频、图片、动画等的结合。，不仅使传播内容更加立体化，而且容易制造一些歪曲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诽谤国家政策的信息。一些信息将一些社会事件的责任直接引向党和政府、军队和警察，然后主张，如果实行针对中国当前政治制度的西方民主，类似的事件就不会发生。此类事件往往利用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信息流通的快速性和意见表达的全球性，使事件的负面影响呈几何级数增长，从而使意识形态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复杂。

就意识形态受众而言，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是最大的群体。他们大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理解，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党史和国史的系统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优良传统等基本常识缺乏理解。因此，他们缺乏政治歧视，对敌对势力鼓吹和传播的各种错误思想缺乏免疫力。与此同时，西方意识形态倾向于通过游戏、电影、文学和音乐等在线娱乐方式向年轻人灌输西方价值观和标准，并培养西方意识形态的信徒。随着网络受众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处于叛逆期的未成年人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蛊惑和毒害，这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思想斗争的艰巨性。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有关部门在思想领域采取了有效措施，坚决处理了一些蓄意扰乱主流思想工作的人物和事件，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例如，在史学领域，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用野史的正史代替正史，篡改历史结论，用非常隐蔽的手段传播历史虚无主义，使许多人困惑。另一个例子是，在文坛上，有些人经常利用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来否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史，从而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目的。例如，一位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指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不人道，从而指责土地改革运动。又如，在艺术界，一位作家把沙家浜的抗日英雄郭建光重新塑造成一个下贱怯懦的可怜虫，把阿庆嫂塑造成一个风骚的荡妇；一部影视作品将共和国军人描绘成欺骗、欺侮和居心叵测的彻头彻尾的指责，将中国社会描绘成好人得不到回报、人心险恶的黑暗之地，歪曲了党和政府关于恢复残疾军人的政策，这不仅造成人们对人民军队和士兵的误解，也加深了一些残疾军人对政府的不满。此外，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一些学者公开呼吁叛国者，并颠倒是非，称一个为伪满洲国服务的下属官员是伪满洲国，而不是叛徒，说他必须保护自己，被迫屈服，但他的内心是爱国的，言外之意是他不应对这些小编辑严厉。这些观点和做法极其隐蔽、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使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方向和发展。要落实思想工作责任制，加强岗位建设和管理，明确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仍然不敢在思想领域承担责任，不敢在错误的思潮面前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有些态度暧昧，甚至纵容。有些同志对思想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甚至有错误的认识。他们把敢于亮剑的言行视为极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把批判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论视为捣乱等等。这些误解导致许多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采取回避和回避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工作的被动局面，也将对今后的思想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还应强调的是，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唱反调、杀反调的国际威胁理论层出不穷，国内兜售旧恶道的方案和主张不断翻新。国际国内相互呼应，再加上网络的传播手段、年轻的受众、隐藏的理念和新潮的理论外衣，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要求我们远离危险，并为内心的平静做好准备。

第二，树立和平时期的紧迫感，积极做好思想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有和平时期防备危险的优良传统。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沈嘉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他号召全党学习这篇文章，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不要得意忘形，忘记它，重复李自成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列举了党内的十七个困难，如悲观主义、疲劳和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是当时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提出的。事实上，正是抗战胜利后他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工作的焦虑和深刻思考，反映了他平时不忘危险的工作作风。他曾在《争取时间建立粤北湘南武陵根据地》一文中指出，一切可能的困难，如敌情严重、兵败、缺粮、不但不扩军，而且兵力大减、内部意见分歧、意见不统一等，都应该设想。只有提前把这些事情想清楚，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让干部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未来。(《毛泽东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这显然是毛泽东同志忧患意识的体现。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的谈判》中强调:我们要经常向人民宣传世界的进步和光明前途，使人民树立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要告诉人民和同志，这条路是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仍有许多障碍和困难。(《毛泽东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3页)道路是曲折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这也是毛泽东同志不忘居安思危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著名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和忧患意识。毛泽东、黄炎培在延安所讲的历史周期规律，也是居安思危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指定志愿者的游行为国歌，这意味着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危险做好准备。

不仅毛泽东同志，我们党的其他几代领导人都有做思想工作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艰苦奋斗，诚实守信。我们贫穷，基础薄弱，教育、科学和文化落后，这决定了我们还有一个艰难的奋斗过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准备思想教育、科学文化的经验。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我们的大局是好的，但是我们也面临许多内外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不占据意识形态的位置，那么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占据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论党的建设》第442、443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随着西方国家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长期面临西方反对力量的西化。这些论述不仅表明它们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中是安全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

习近平同志也有居安思危的政治思想。2005年，他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发表了《发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的前列》一文，文章写道: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忧盛衰，用共产党人的头脑和眼光观察世界，审时度势。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思想工作。2012年12月，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我们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这决定了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必须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在201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思想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把思想工作比作经济建设，这说明他在思想工作上是有远见的。针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舆论打压中国的企图，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网络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把网络挑战作为创新和发展思想工作话语权的重点方向，牢牢巩固和夺取网络思想工作话语权。 保护亿万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确保党的主张成为网络上最强有力的声音空。 针对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导致非主流意识形态利用这一事实，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增强党性，从根本上增强抵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

习近平同志认为，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们才能在治国实践和思想工作中把握主动权，有效化解风险和挑战，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确保中国梦的航船破浪前进，顺利驶向光辉的彼岸。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肯定思想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指出思想领域的斗争仍然是复杂的，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形势，体现了他对当前和今后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的高度清醒，对和平时期不抱盲目乐观的态度。

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党和国家处于关键时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会更加尖锐和复杂，影响安全稳定的因素就会明显增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多，我们就应该越谨慎，越应该担心在和平时期面临危险。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和挑战应该是一致的。作为思想理论工作的副主编，我们必须以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为指导，牢记总书记的委托，不仅深刻认识当前思想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且要清醒认识思想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做好党的思想工作，树立良好的责任意识，使思想工作朝着党和人民需要的方向发展。

(边肖: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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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