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和统一战线70年之声]“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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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来自上世纪初的老人，我不禁感慨万千。

1927年，我出生在福州郊区的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了新加坡谋生。当我八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去了新加坡，把我留在福州，和我的祖母和曾祖母一起度过我的晚年。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自己流离失所，遭受了很多苦难。我的生活费用依赖于我的亲戚和朋友的支持，他们时断时续，经常挨饿。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父母取得了联系，自学了所有高中课程，并通过了上海大夏大学土壤与木材系的考试。我很希望国家政治从此走上正轨，但出乎意料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崇洋媚外，拒绝国内和谈，只召开伪国民大会，发动内战。有两次，我亲身经历了全副武装的宪兵和特工半夜包围校园，给老师和学生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我讨厌他们的行为，并对爱国民主运动深表同情。与此同时，我所在的土木系也有很多地下党员，这对老师和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期待着祖国的早日解放，最终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1950年10月，大学毕业后，我毅然放弃了去剑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为了响应党和政府关于淮河必须治理的号召，我到安徽加入了治理淮河的行列。战后在贫瘠的淮北平原上，我和大家一起经受了考验，努力工作，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我觉得我已经为祖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自豪感。以治淮英雄的称号，我回到上海，在同济大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在新中国，当人们被雇用时，我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我热爱的工程实践和教学。通过新旧对比，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才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党的认识，坚定我们的入党信念，有入党的愿望。这时，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对我说，NLD组织急需人才。希望我能加入NLD。我欣然听取了该组织的意见，并于1952年10月加入了NLD。我记得在申请会员的动机一栏中，我这样写道:我希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并为会员组织的成员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确实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教育和科学的春天。我就像一个遭受干旱和雨水的孩子，投身于教学和科学研究。1978年，当了24年讲师后，我终于被提升为副教授。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处主任。

1984年，我经全体党员、党外人士和1100多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民主推荐，以935票当选同济大学校长。这对于我这个曾经被认为拥有复杂海外关系的海外华人家庭成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无限的信任。

在我担任校长的五年里，我努力工作。我提倡发扬同舟共济的同济精神，在中国开展了第一个校长负责制试点项目，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我主张积极探索多元化办学体制，启动学校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制定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努力把同济大学建设成为教学研究中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多次强调，改革越深入，就越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机构，拨出专项资金加强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在教学方面，我提出了严格要求、更新内容、活教、学、少而精的方针，主张教师将最新科研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夯实基础，拓宽知识面，培养能力，培养优秀人才。在学校管理方面，我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讨论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我也非常重视教师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的作用。我经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和图书馆与老师和学生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每年主动向教师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汇报，并让教职工代表对其进行评估。这一措施也是当时第一个开放大气的措施。就个人修养而言，我要求自己正直、廉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出版了许多著作，如《网络规划技术》、《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组织》、《网络规划计算与实例》、《城市建设管理》等。

当我成为校长后，我有很多机会出国学习，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多次敦促我团聚并在国外定居。我真的很想念我的远亲，但是我更了解我沉重的负担和我对事业和祖国的深切关心。这种感觉让我很难放弃，所以我只能埋葬我的孤独，拒绝我的远亲。我的坚持也被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称为同济的牧民。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市委书记谭来找我，说希望我当时兼任副主席，可以去工作。

谈论老人的信任让我感动，我责无旁贷。我很高兴被任命。这个机会不仅让我对NLD有了更深的感情，也把我在同济大学的改革精神带到了NLD市委机关。直到今天，我仍然被上海民主同盟的同志们的支持所感动。每年春节，我都会亲手写贺卡。联盟里的年轻同志不时来看我。对年轻人，我总是说我们应该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党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强调，民主党派应积极开展社会研究，履行参与和讨论国家事务的职能。我个人在教育领域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许多涉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发展，以及建立高校贷款制度。我的一些观点被全国各大报纸详细摘录，这些报纸在促进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我自己的微薄作用。自1992年以来，我一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96年当选为NLD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自200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NLD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我深深感到，我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培育和信任的结果。从艰难时期一路走来，我深深地感觉到当前的社会来之不易。只有继续尽我所能回报社会和他人，我们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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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