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论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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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2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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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发言

引言/耿丘民

戴维·霍普金斯的《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以五条逻辑线梳理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个艺术运动，分别是历史脉络、宣传推销、哲学倾向、政治倾向以及后期影响，从而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两个运动的定义和相互关系。

1916年2月，雨果·波尔和埃米·海宁斯在苏黎世创办了 “伏尔泰歌舞厅”，达达主义在这里诞生

 发言人/杨超

20世纪初，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重创，这种破碎同时也激发了艺术家们对意识的探索。从追求进步的政治立场和审美姿态的先锋派开始，逐渐演替出现意大利未来主义、荷兰风格派、俄国建构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虽然在艺术语言和风格上有所不同，但艺术家们都企图将社会和政治的激进主义与艺术的创新相结合，通过艺术影响人们的生活。

达达起源于苏黎世和纽约两个当时在战争中较为安宁的城市。1916年，雨果·巴尔在苏黎世开了一家叫伏尔泰的酒馆，里面会提供一些艺术家的表演，一开始较为常规，他本人和他身边的一些艺术家逐渐开始探索语音诗歌等开创性的甚至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他们借鉴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但更加的抽象而又毫不妥协，对技术进步和军事的信心与热忱大为减弱。达达这个词语在多种语言中都有其对应含义，叙尔森贝克在写回忆录时强调它的新生含义，而巴尔重视其世界流通性。1917年，在巴黎未得到大量认可的杜尚和皮卡比亚却在纽约彻底掀起了这股反艺术的浪潮，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先锋派网络。叙尔森贝克随后将达达的辩论热情带到了柏林，由于德国战败、经济崩溃，柏林的达达有着高度的政治化，分为两个友好团体，分别同情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抛弃传统绘画，支持语音诗歌和蒙太奇手法。后来一场大型的“达达”交易会导致该地达达的毁灭，转移到当时被英国占领没有那么混乱的科隆。苏黎世达达以《最后一篇松散的宣言》结束，巴黎达达于1919年由皮卡比亚带来，他还接待了从纽约归来的杜尚，而布勒东成为了当时的先锋艺术领袖，感召并领导了一批聚集在《文学》杂志周围的年轻艺术家，随后其组织的“巴黎代表大会”标志着巴黎达达的结束。

1922年-1924年间出现了“朦胧运动”，属于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一段空隙，在巴黎的艺术家们通过“降神会”进行对于非理性的探索，开发“自动写作”技法。

1924年，布勒东发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代表“超现实主义”的诞生，该词最初由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创造，意思是“基于某些此前曾受到忽视的联想的超级现实、梦的无所不能、客观公正的思维游戏等信念之上”。最开始是诗学和文学性的，后来才逐渐走入视觉艺术，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过其团体内部存在诸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些倾向黑格尔辩证法，有些热衷于尼采。1925年，超现实主义者于政治产生大量联系，他们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战争，到1917年这种反抗已经从针对法国右翼政府牵连到总体上的资本主义，为此他们纷纷加入共产党，但共产主义的集体精神是与其极端个人主义大相矛盾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艺术时，布勒东采取了大量努力打破了这种局面，他们开始更多的注意到一些禁忌主题的艺术作品。10世纪30年代后期，超现实主义作为一套交易被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如保罗·罗杰在比利时成立了超现实主义，1936年，“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在伦敦举行，同大型国际展览成为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同年，布勒东到墨西哥旅行，未超现实主义在拉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41年，布勒东等人逃离法国，途中侵染了不少“黑人艺术”，由此超现实主义呈现边缘化的趋势。1942年，他们又来到纽约，为美国回应超现实主义打下了基础。当战后他们回到法国时，超现实主义已经在大热的存在主义面前势微，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热起来。

 发言人/韦子柔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都利用了大众乐趣，抓住现代传播手段，让“现代性“渗透到作品和生活方式之中。

伏尔泰酒馆的一次表演深入人心，巴尔的服装像是一些几何雕塑的拼凑，他称自己如同一个“魔法主教”。达达在交易会中快速被资产阶级模式同化，运用了一系列推销手段，主要是自我神话的创造和消防团体出版物，在这些面向大众的展览中，运用大量反传统的标语吸引人眼球。

在一次“魔法审判”中，达达主义者们装扮成法官，审判作为未到场的巴莱斯的替代品木偶，这标志着达达转向了超现实主义。总体上，超现实主义在最初的展览布置上没有达达那么花哨，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为了进一步的国际化打破传统，进行一系列会展设计实验。1938年一场在巴黎乔治·维尔登斯泰的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布勒东发挥了杜尚在布展上的才华，其中一次以《下雨的出租车》为原型，让诸多模特排列在街道上，诱发人的无意识想象，具有高度的商业化。

除了这些艺术活动，达达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就赋予其成为达达的资格，例如阿瑟·克拉旺，他在1912-1915年于《现在》杂志上大肆辱骂先锋派，1916年作为行外人直接挑战拳击冠军，1917年被皮卡比亚等人赏识，在美国上演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达达表演，1918年后甚至彻底消失。达达艺术家在生活上有着类似的典型特征，如喜欢假身份、滑稽、虚张声势，他们认为身份是流动的，质疑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

在达达的传播中杜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各种杂志如《盲人》、皮卡比卡的《391》、布勒东的《人身牛头怪》等都开设专栏评论给杜尚的造神推波助澜。超现实主义也借鉴了这种方法，例如，1926年《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刊登了一张照片，以表演活动的方式亵渎神明，这本杂志本身风格苏净，模仿科学杂志，宣布他们忠实于调查计划，追问人类命运和“现实准则“的关系。

马塞尔·杜尚1917年创作的作品《泉》，被历史学者、理论家和艺术工作者视为达达主义上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发展中标志着重要转变的作品

发言人/李为学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以“文学“为基础，因此，通过”诗“的态度或许是理解其的最佳途径。

超现实主义诗歌中往往有着大量的令人惊异的意象，同时将这些意象于无政府主义的幽默并置。解构的达达主义诗歌仅仅反映了混乱，但达达的语音诗歌在抽象的内部结构上却并非如此，与超现实主义那些矫揉造作和陈词滥调的诗相比反而更加显得意味深长，不过，由于超现实主义向传统诗歌经典风格有所借鉴和妥协，其持续的时间反而更长。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都尝试叛离标准的“美学“，达达认为艺术本身是向质疑开放，而超现实主义意欲将诗学和美学相互转换。

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们认为产生诗的即是无意识，他们并不期待弗洛伊德去“治疗”无意识机制所引起的疾病，相反，他们自己时常自愿进入神情恍惚、昏昏欲睡的状态。1924年，布勒东在《第一次宣言》中将“自动性“视为超现实主义的首要技巧，不过这一技巧并不总被超现实主义使用，也不是由其最先发明。”超现实主义对个体精神颇感兴趣，而达达主义者却期盼获得一种完全独立的力量。他们怀疑人的自负，也不相信对人类理智的过高估量：一场世界大战就是由这些价值观引发的。“P70也因此，达达主义者并不信任弗洛伊德，比起“自动性”他们更青睐“机会论”，这种方法后来也被超现实主义吸收进创作程序中，表现在达达拼贴或照片蒙太奇转变为超现实主义绘画上，也表现在两者的摄影和电影作品的区别。极为擅长拼贴手法的恩斯特在“朦胧运动”高潮时期来带巴黎，在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两个流派之间建立了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重新开始使用传统绘画技巧-油画。达达的照片蒙太奇在柏林取得了出类拔萃的视觉革新效果，利用社会交互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而超现实主义绘画则充满了个人的幻想和天赋，不过那些不加过滤直接描绘梦境的、以及畸形的具有创作者个人特征的标记的绘画作品，被批评无法真的完整表现无意识，画家已习惯的审美体系、构图思维同样与“自发性”相矛盾，其内部马克思主义浓度的升高也使得一些画家过于重视职业化和商业化。达达的摄影作品往往以现成品来讽刺和重新定义传统艺术，瓦解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使艺术与工业化大生产的世界相契合；相反，超现实主义的物品摄影是遵从了艺术惯例的，不过仍然实现了一种新的经验性功能。达达电影总是可以地去强调电影的物质本性，并且强迫观众去理解这件事，但超现实主义不再破坏和否定观众的感官享受，而是把灵魂注入到电影这一媒介，比达达电影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理念基础在于对身份的质疑、对意识本性的质疑、对灵肉关系的质疑，在这些质疑中两个流派也有所差别。总体上，两者都有走向神秘主义或者炼金术思想的哲学体系和信仰模式，它们反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对肉体的禁欲，都探讨了非理性主义。其中影响它们极大的哲学家包括但不限于尼采、柏格森等，人类的本性受到非理性和自负冲动的控制。这里不得不又一次提到弗洛伊德，其分析法断言人类的动机基础即是非理性的。达达，尤其是政治氛围浓郁的柏林达达，因政治倾向的不同而也对此有不同看法，大多提倡反人文主义的观点，相较而言，巴黎的气氛更适宜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而布勒东会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似乎认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新的辩证契约，但许多超现实主义者对无意识的疯狂崇拜给他们自身带了了诸多危险。

灵肉二元论源于笛卡尔，他将思维与身体分离并置，身体只是一种机械装置。柏林和纽约达达的中心主题是“人即机器“，他们产生了一种同时具有唯物主义和神秘色彩的一元论哲学，其中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性被整合为矛盾的统一体。而超现实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布勒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完全接纳，使得超现实主义的超字有了超验主义的意味。与他思想一致的艺术家时常在其作品中运用两性合一之类的寓言故事，巴塔耶甚至认为这影射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合一。达达主义对于前苏格拉底或异域的哲学原理非常感兴趣，精神与物质是均衡发展的，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达达中的一派旨在发现混乱无序的自然模式与它的内在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另一派在本质上更多关涉存在，而且更倾向于虚无主义。”同时，炼金术的地位也是颇为重要的，这两场运动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作家和理论家都会沉迷于此，用其中两性合体的寓言来对抗主流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个共性是，它们都有回归原始的返祖倾向，前者和后者都是对西方“理性主义”框定的“人”的反叛。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对传统道德标准持一种唾弃的态度，组多作品都有渎神、直白的身体体验等禁忌话题，并因此创新地迸发出了不曾被开发过的身体表现手法，如新式舞蹈、机械异化的人、伤痕累累的躯体等。不过，超现实主义对色情内容的过度关注，以及把精神异常、身体破碎的庆贺而忽视其创伤的态度，受到了不少直截了当的诘责，而达达相对较弱。

约翰内斯·西奥多·巴格尔德《人眼和一条鱼，后者石化》

 发言人/蒙小丹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作为人文上的大事件自然会与政治产生勾连，其中性别话题和种族话题是被大范围探讨的。

“女性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轨道中易于被理想化为缪斯，被定义为女巫或童女一类的人，超现实主义本着膜拜欲望的原则，用偶像崇拜来阻碍女性的发展，而达达却经常为女性创造力提供了部分发展空间。”例如，达达中的女性艺术家阿尔普和达厄贝曾将美术于手工艺结合，不仅挑战了油画在当时至高的艺术地位，也质疑了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创造构思。不过，达达中的男性是与超现实主义一样崇尚男权的。超现实主义有着浓厚的男性气质，即使作品中不少残破的男性生殖器、对女性躯体的公开赞美，都表现的是男异性恋的、对社会边缘人有所冒犯的幻想，以他们眼中的“诗意”掩盖了社会从属化的痛苦。而且，超现实主义的色情态度往往还有强烈的恋物特征，在无意识分析中被看作以物品当作“母亲阳物“的替代物。而弗里达·卡洛作为”被列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她本人认为自己是自传式的现实主义），以其画作间接地否认了男性对女性关乎性爱、生育等的”以己度人“式的建设。达达的杜尚也曾男扮女装暗示男性应该重新定义性别，而不是沿着超现实主义线路去利用女性”改变生活“

在种族问题上，达达表现了其对非洲审美观的喜好和珍视，不过他们的解读本身是以外人的方式介入，异域仍然是被审视的“他者“。这些原始主义艺术在超现实主义中没有那么流行，不过20世纪20年代时受到了法国人种志文学的显著影响，他们对之的关注还延申到了”纯文学“以及其他一些学术研究领域上，因此而具有了深刻的反殖民主义精神。然而，无论是达达还是超现实主义，他们想要”国际化“的初心大致上还是破产的，达达基本以欧洲为中心，其精神内核也依然高度西化，超现实主义的反殖民崇拜也没有”奏效“。

在政治同盟上，达达主义者基本上都偏向无政府主义，德国达达在一段时期曾支持共产主义，但达达和超现实主义本质都是个人主义的，即使布勒东增加了超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浓度，但这两个运动都几乎不能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的“，不过，它们的革命性，为无产阶级是有意义的。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书籍封面

  发言人/耿丘民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达达可以说在战后产生了最为广泛的影响。考虑到达达的反艺术倾向，这一事实就显得自相矛盾了。杜尚在20世纪60年代曾沮丧地评论说，他用一种挑战精神将自己制作的现成品甩到公众的脸上，却只发现公众敬仰其美学之美。达达总体上变成了一些流派如“激浪派”和不同层面的行为艺术的重要先驱。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始抽象和“自动性”对20世纪40年代中晚期某些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者非常重要，但到了50-70年代的主流艺术中就很难觉察到其影响了。但在波普艺术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特例。与超现实主义相比，达达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段时期的美学影响更具决定性。20世纪60年代中期，情境主义的乌托邦要旨被各种各样的反文化组织所分享。在许多方面，这可以被看作是超现实主义力量最后的伟大时刻。艺术上的激进主义已被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结构同化。

超现实主义对现代工业的根本憎恶及其反功能主义（达达并不赞同这一态度，尽管它对机器报以强烈的讽刺）意味着超现实主义无法将现代技术纳入它的视野之中。达达的开始是重新发现活生生的体验及其可能的乐趣——它的结束是对所有观点的颠覆，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宇宙。

   发言人/韦子柔

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来看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达达与超现实主义对于禁欲主义的突破，对于弗洛伊德、尼采、共产主义的思考，都不得不让人想到后现代美学的标志性著作——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因此对这本书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用于评价达达于超现实主义的。马尔库塞认为爱欲是将人揉进更大生命体的合力，它的解放能推翻操作原则，在这里爱欲成了一种具有武装力量的东西；而爱欲在非压抑文明中创造的秩序是美、是感性、是人与万物的和谐，这时的爱欲更像蜂蜜那样甜糯、无骨、温润。当他把这种矛盾用“爱欲指导理性，使死欲为爱欲服务”来解释时，他所颂扬的美男子和母权社会都体现了赋予柔性以权威，他描绘的未来洋溢着一种豌豆公主的精神气质，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本体论”出发，最终走向了激进民主和普遍主义。

弗洛伊德对于性欲被压抑所采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文明及其不满》、《图腾与禁忌》中把人的不幸福都溯源于父权制，在治疗实践中也鼓励患者放下某下道德重担，但另一方面他也颂扬了升华，在他的《论升华》、《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列昂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中都有类似的表述。而马尔库塞认为，通过遏制力比多所创造一切高级文化都可以在取消这种遏制的情况下实现，这是因为他把一切高级文化都束缚在了诗中，束缚在人性中，他拒绝了弗洛伊德对升华的赞美，再利用弗洛伊德的“性泛论”支撑爱欲的本体性地位，为自恋和同性恋正名-作为一切高级文化的最大功臣。

某种程度上，《爱欲与文明》和其所批判的操作原则一样含混，资本主义利用理性为其辩护，马尔库塞则将资本主义的恶行冠于真正的理性头上，从而把一切德性都归于图谋不轨的统治名下，好和善在这种模糊不清中被彻底吞噬。对于这类批判-荣格所称的丛林状态和他的朋友在书信中所称的虚无主义，马尔库塞都用一个理由否定，即审美会创造新的高价值，并描述了一个充满美好的未来。

普遍主义是现代性自己挖的陷阱，也是非压抑文明的虚伪所在。现代性的最崇高理想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马尔库塞所描述的未来没有超越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式的社会，是以“自我保存”为根基的极端状态，即共同体不仅使个体无需担忧“自我保存”的问题，一切物质缺乏也都被解决了，人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问题是，爱欲或美的无力会使真正的美被个人喜好所清扫，激进民主所能做的就是用众生皆美取代真正的美。完全没有统治的社会终究是特殊社会：假设美确然成为了最高法则，那意味着所有不温柔的东西成了敌人，节制仅作为增加快感的工具（马尔库塞强调爱欲解放不是性放纵的重要理由），勇气黯然失色，正义无处伸张，智慧不再崇高，包容性成了一种对其他文化(包括好的)进行强制改变的武器。一旦把道德当作缺乏时期一种与主体对立的客体压迫，从而使官方教义岌岌可危，人不再相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曾经高贵的绝对精神面临自我贬黜，“人人都是圣人”的结果便很可能是人人堕落。

乔治·德·基里科，《爱之歌》(The Song of Love)，布面油画，73×59.1cm，1914年，现藏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发言人/郑浩然

性别主义与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的男权至上已被多位评论家所批评，达达虽然较为收敛，但许多作品也不乏对女性的冒犯，这都无容置疑需要修正，女性主义是全人类的重担。不过也有学者反对极端机械的性别中立社会，过于理性（理想化）地对待性别差异并不符合自然，也有损人类的尊严，两性的道德都有所下降，这些都是现代性危机的体现。性别中立社会的理论根基始于启蒙运动，自人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后，人类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每个个体可以追逐自己的真理而不受到统治，在自由主义中，这种自由以安全（自我保存）为根基。但是，绝对的神消失了，“恐惧死亡”的力量不足以牵引人向上而生，人人平等的宣言成了人人堕落的理由，尼采的“超人”哲学声称在批判理性主义的飘渺后走向了另一个远离土地的极端-虚无主义，因此人类的高贵不仅需要意志的增强，还需要诉诸自然，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德性的回归。德性是一种具有属人性的向优驱动力，不像抽象原则那样过于飘渺，它是最好的人的品质，是最强者基于自然（具有反思性的部分）的指导对自然（自发性的部分）进行培养而得到的意志，由于男女自然上的差异，其德性也存在一定差异。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Guillaume Apollinaire)

“超现实主义”一词由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Guillaume Apollinaire)在1917年首次提出，当时他在芭蕾舞剧《游行》(Parade) 的节目说明中使用了该词

 与会总结/徐辔舞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以非常简洁有条理的语言和结构，收录了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重大事件、人物、作品，并且比对了不同评论家的评价，从而较为客观地让读者理解了这两个运动。可以看到，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开创了许多艺术创作形式和技法，突破了集体主义、理性主义给人的束缚，在人文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它们的反艺术态度、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男权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存在极大的逻辑断裂的。

《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1926年

会议记录：彭龄信

学术主持：蒙小丹

学术支持单位：中国·东海美术馆、金石当代艺术馆、中国研究院当代艺术研究组、北京现当代艺术理论研究组、北京非客观艺术研究院

来源：央视线